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，古城太原寒风凛冽，街道上行人稀疏。时任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在他的官邸，秘密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　　来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。

　　土肥原贤二不是来叙旧的。此前不久，土肥原亲自参与策动汉奸殷汝耕搞了“冀东二十二县独立”，并进一步图谋所谓“华北自治”。来者不善，土肥原提出要阎锡山也加入“华北自治”，还要“借路”从绥远北攻蒙古。

　　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夜，趁着夜色，陕北一万多红军以抗日先锋军名义渡过黄河，突破晋绥军防线进入山西。

　　对红军东征，日方很快作出反应。土肥原贤二马上公开表示：“如华北当局不能消灭红军，日方愿尽力协助。”

　　面对如此形势，阎锡山怎样打自己的算盘呢?

　　阎锡山在年初和土肥原的会谈中没能让日方的想法得逞，此刻对日方伸出的援手，他依然警惕地不置可否。但他又很清楚自己的晋绥军根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，权衡再三，他只好向蒋介石求援了。蒋一直想插手山西的事务，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，阎的请求可谓正中下怀。蒋介石立刻派十万中央军开进山西。

　　面对日益复杂的山西局势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，五月五日，毅然决定红军回师陕北，并发表“停战议和，一致抗日”的《回师通电》。

　　与红军回师形成对比的是中央军仍然赖在山西不走。阎锡山不禁心中暗暗叫苦，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！他不安地对身边的人说：我不亡于共，也要亡于蒋。

　　阎锡山把摆在自己面前的形势称之为“在三个鸡蛋上跳舞，既不能滑下来，也不能踩破”，不言而喻，这三个鸡蛋是日、蒋、共。

　　阎锡山如何在这三个鸡蛋上跳舞呢？谁也没有料到，一贯视共产党如敌手的阎锡山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，就是把当时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人薄一波请回来。他把这项重要使命交给时任山西训导院副院长的郭挺一去办。

　　薄一波出狱后不久。郭挺一找上门来，他反复劝薄一波。但薄一波并不想回山西，一是他尚未向组织请示，二来他对阎锡山这个老乡党知之颇深，不愿和阎打交道。

　　薄一波向中共北方局联系人徐冰汇报了阎锡山请他回山西的情况。徐冰立即赶到天津，向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作了汇报。

　　薄一波：“刘少奇那时候催促说：去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去了。”

　　一九三六年九月，薄一波回到阔别已久的山西。

　　就在薄一波回山西之前，这里刚刚发生过一件大事。

　　山西省史志院研究员师文华：“就是“自强救国同志会”，这里面一部分进步的青年，就提议建立一个抗日救国同盟会。阎锡山同意建立这个会，但是他不同意用“抗日”这个词，因为阎锡山第一他和日本人过去就有来往，所以他不愿意用“抗日”这个词，怕得罪了日本人，当时蒋介石也还没公开提出抗日，他也怕和蒋介石口径不一致。第三个他要表示自己的特殊性，所以不愿意用这个“抗日”，要和共产党的口号要区别开来，所以他就提出来是叫“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”，简称就是“牺盟会”。”

　　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，即九•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，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宣传大会提出“不分党派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职业，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，一齐动员起来，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”。阎锡山看到牺盟会对民众的号召力，于是，亲自担任会长。

　　十月底，薄一波结束了在山西的考察，回到北平后，通过徐冰把在山西了解的情况向北方局作了详细汇报。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、杨献珍、韩钧、董天知、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，由薄一波负责，并且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，发动群众，武装群众，推动阎锡山抗日，率先在山西建立抗日统一战线。

　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，薄一波和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到达太原。

　　翌日，阎锡山约薄一波到省府会面，在梁化之的陪同下，薄一波走进了省府东花园。

　　山西省史志院副院长李茂盛：“薄一波和阎锡山、赵戴文、梁化之都是同乡，所以呢，薄一波说：咱们按家乡话说，“先小人，后君子”，把丑话说在前面，然后好共事，因此薄一波就和阎锡山约法三章：第一，我参加共产党多年，说话、行动都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；第二，凡是（有利于）抗日的事我们就做，不（利于）抗日的事不做；第三条是我要用些人，希望提供方便，保证他们的安全。”

　　会谈结果是薄一波也没料到的，他提出的那几条让阎锡山难以接受的条件，阎锡山居然全部答应了。

　　阎锡山历来把生存放在第一位，他有一句山西味儿很浓的口头禅，叫“冬天穿皮袄，夏天穿长衫”。正是在救亡图存上，他找到了和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共同点。

　　薄一波和阎锡山会谈的成功，标志着共产党和阎锡山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的形成。

　　此后，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，到牺盟会任常务秘书，主持日常工作。他对牺盟会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，加进去公开委员会的董天知、韩钧，还有原来的宋劭文、戎子和等，七名常委除梁化之外，都是中共党员。会长依然是阎锡山。

　　阎锡山分析中日一战迟早要打，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出，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薄一波据此提出一个培训新型军政干部的建议，阎锡山颇为欣赏。于是，一九三六年冬天，牺盟会主办的“军政训练班”、“民训干部教练团”，在国民师范学校热火朝天地开办起来。于是，各省苦于报国无门的爱国青年纷纷涌向山西。

　　此时的太原古城，到处是抗战的欢呼和救亡的歌声。沸腾的革命形势，颇有点象大革命时期的广州。

　　牺盟会在山西迅猛发展，短短几个月，会员发展到六十万，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。一九三六年，山西县一级几乎没有共产党组织，通过牺盟会特派员，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，各县共产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。不少县的牺盟会领导机关就是中共县委机关，牺盟会特派员就是中共县委书记。

　　此时，“西安事变”虽然已经爆发，但在全国范围内，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形成。薄一波和牺盟会的活动引起了阎锡山身边一些人的恐慌，这些人当初就反对阎锡山请薄一波回来。以阎锡山嫡系部队晋绥军将领王靖国为首的五六十名军官，集体来到阎锡山东花园官邸，跪在地上请愿，要求把薄一波撵走。

　　南京方面对薄一波在山西的动向也十分警觉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励生给阎锡山发来一封密电，说：经查明，薄一波是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。山西用这个人是危险的。

　　统一战线在山西开创的局面能维持多久？前景将如何？此刻，还很难有一个明确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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